为此，我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没有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就是人民，阶层人民的范围扩展到了宪政史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的权益受到宪法法律保护。（一）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阶级人民观社会主义宪政时期对于人民的第一次正式讨论是对于国号中人民的讨论。
孙中山先生认为，在专制制度之下，国是君主一人的国，同胞无一人脱离奴界。在中国，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范围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24}。但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经过开民智的启蒙运动，臣民在宪法上被抽象地称作人民，人民没有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理念，没有成为孙中山所倡导的智开者。[8]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是在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臣民按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公民文化或参与者文化（cultureofparticipants），懂得参与、选择、抗议者的文化。（二）资产阶级人民观向无产阶级人民观的转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专章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规定国家属于人民，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国务院文件的这一规定只是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不利或者承担新义务作为法律保留事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行政部门获得利益和其他事项则属于依法行政的例外或者行政保留的范围。
我国2003年提出新发展观后,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政策的凸显,政府行政职能正经历一次新的调整,行政法的体系性改革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供选择不成文法的种类很多,例如法院判例、行政管理惯例,经过国家机关认可程序的法学学说等等。作为代表性的行政法总则性行政立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日益明显和增多。行政改革经常表述为先行先试权,与既有制度的法律界限经常定位于所谓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并得到司法系统的支持。
进一步说,在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业已形成和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把行政法治限于普遍性个体权利的底线是过于狭窄了,甚至有可能在形式平等的法律作用下影响实质社会公正。空间巨大不但因为目前法律总量只有两百多部,行政性法律只占其中一部分,而且法律规定许多是原则性甚至有些宣告性的,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就更少。
现在确实需要对既有立法体制和机制是否能够适应这一周期性改进需求进行评估,包括议题的设置、新方法的采纳、新经验的采纳、为未来风险的防范,对实施效果的评估和评价等。为实施宪法新规定,国务院对依法行政提出了系统性政策要求。法国公法学者莱昂·狄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变迁也就是法律的变迁。只有当一个适合我国情况的行政法法律渊源体系形成,行政法范围和法律保留才有足够的测量标准,行政法治的进程才能有更准确的预期。
改革尚没有穷期,但是改革的社会风险已经逐步增大。成文立法及其修订周期与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周期严重不吻合,法律滞后于实际需要的频率已经高出行政法治可以接受的程度。这种定义在结构上明显参考了德国关于法治构成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法律保留是界定依法行政范围的主要概念。在行政法法律渊改革议题上,为了适应现代行政的专业性、社会性和变迁性,一方面要改进现有成文法渊源体系和提高立法效率,另一方面还应当选择适合我国政治和法律体制的不成文法加以补充。
改革行政法的法律渊源上述讨论的法律保留及其依此界定的行政法治范围,都是建立于成文法制度之上和在成文法的话语系统之中。从法律保留和法律渊源两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渐进式特点,带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改革活动的不确定性,保障改革的试验性、实验性过程,除了提高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区域是否进行改革的决策水平,还应当逐步增加和扩大行政改革的法律保留成分,例如确定改革的法律原则,保障受到影响的利益群体得到公平的补偿或者妥善安排。我国在推动成文性行政立法乃至法典化业已取得巨大进展,并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都是需要继续投入的,但是成文法作用的有限性也不应当回避。
进入专题： 行政法 改革 。成文法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它与行政法经常性调整之间的不对称和不适应。囿于传统成文法的行政法,一定是现代化成分短缺和法律调节作用效能低下的法律制度。这是行政法作为公法部门区别于民法,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机构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的主要标志。行政改革与法律保留行政改革措施与法律保留的关系,是确定我国行政法治范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改革是行政机关变更既有制度的重要理由。但是在转型社会及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行政法治来说,常规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理可能不完全适宜用来解释行政改革措施。
如果它们的更新的内容和速度继续滞后的话,其作用和地位将由前沿性转为基础性甚至背景性而日渐式微。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及其公共事业管理、社会政策的行政执行、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都不宜成为绝对排除法律约束和完全归入行政保留的范围。
但是那将使行政法对现实行政的规范作用极大地削弱和边缘化,取得代之的将是一套不具备法律正义属性的行政潜规则。如果行政法选择自给自足模式,似乎也可以归入超越于时代变迁的封闭性稳定模式。
这些根据当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制定的法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已经具备系统化特征,所以不但立法需要进一步修订,而且还有一个我国行政法整个体系的改革问题。回应时代变化及时进行系统化制度更新,是行政法的部门法基本特征之一。
根据宪法和新发展观,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外,我国有大量的行政问题需要甚至必须经由立法规范,特别是那些宪法规定必须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事项。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它认为调整社会关系所必要的一切法律。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效率优先原则制定的大量行政法律,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九年后的今天仍没有完成修订工作就是一个例证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所以，设议院代表众意仍然是问题的关键。
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在立宪体制下，改废政府的权力全赖于议院这一制度化的形式，它区别于以流血革命的方法来求取自由的与君上为争的古老传统。
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5}1288。惟举群之人而皆曰利、皆曰害，则其所谓利害者，当较公，而不至辟于其所好恶。
{5}1314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后果呢？严复认为是革命也。所以，民众的自由自然是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自由的多少与议院的有无正好成反比例，甚至二者只能存其一：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4]与喜闻新异之说，……崇拜自由的一般国人相比，严复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即使是在西方，作为立宪政治关键制度的议院也只不过是减少流血革命这样的暴力事件而已。严复的这种独特性还反映了20世纪中国思想在应对现实问题上的自主性和内在理路。
在方法论上，严复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自由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因为自由是与所谓管束相反对，而受管束者，受政府之管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因此，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
徒多盈庭之莠言，于国事究何裨乎？{5}883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灭君权，兴议院，嗟呼。魏斐德则强调一种相关性和连续性的历史观，比如他透过《上海警察，1927-1937》一书来解释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
如果民意的向背没有宪法这样的法典为依据，其结果就是君民之争，所以，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三、宪法与议院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把专制与立宪当作对立的一对概念来理解，他认为专制也是一个只能用程度来量化的词汇，因此，专制与立宪的差异在于改废政府的方式。